换言之，若非与良好的共同体德性相互配套，区块链技术与虚拟货币技术也完全可能成为某些犯罪行为（如洗钱、诈骗）的方便通道。
不管是大是小，我们要么自己实现不朽，要么参与一个不朽事业，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他们祖上曾经把如何斗蛐蛐变成学派的。
这种人就是主动性弱，他永远在环境之下，永远被环境局限。每个弟子问孔子仁是什么，孔子的回答都不一样。汉语之丰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你都不用读书，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耳朵，你就在日常语言中，在大白话里，你都能听到那个丰厚智慧的积淀，当然有的时候是碎片，你需要就这个碎片去找。实际上人的结构就是把人的结构加到物质上，加到客观的自然环境上，也加到人之上。其实每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有太阳的品质，劳动本身就有太阳的品质。
儒行是数千年儒家精神在今天世界上的行走，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足音，就是这种精神的回答。德性的等级越高生命力的等级越高，生命力的等级越低，德性等级就越低，当然这指的是内在德性的生命力。如果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权利观念最终支配我们的生活图景，自由就不是生活的稀缺价值，就如今日西方社会一样。
6换成儒家术语的话，就叫自作主宰，或者为仁由己。当然，如果爱所有的人会包括坏人，那的确不在儒家主张的范围内。证之中国传统，积极自由不一定导向权利立场的论断，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从人权清单中挑选生命安全一项，作为探讨的例子。
如果以此衡量，对于生命孕育及诞生的最初阶段而言，关于生命安全权利的说法，就并非一开始就是有效的。三、仁爱与自由 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有些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自由是优先或者最基本的价值。
至于卢梭所说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这句话，前半部分也肯定不是事实。它只是在生命途程达到一定阶段后，才有意义。权利则是那种不做不会被指责，而做了也不会被赞扬的行为。4而伦理特别是政治的层次，也就是指历史或现实中中国人的自由状况，在这一层次上，如果以近代西方作参照，中国社会这方面的问题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这个责任主次的区别，就是爱有差等的另一种理解。所以梁启超才把两者分开：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每个有限的人，能力都是有限的。8因此，在儒学中诠释出一种玄学化的自由，可以表明今天儒学已经作好接纳经验自由的思想准备，而无法证成儒学真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自由传统。
……我希望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因此，判断人们是否有经验意义的自由，应该以他们获得权利的性质及程度为根据。
时至今日，在儒学复兴的大趋势中，更有试图用自由改造儒学的努力。前者是外在要求，如对官员、军人、医生、教师的一般行业要求及因职务不同的特殊要求。
这可称为天性-扩充的解释模式。用人权补充人格，只是表明经过转型的儒学的新社会政治理想，不妨碍其基本道德价值的守护。但是，通过批判儒家来伸张这种权利，同借助人格自由的理念来推演这种权利，虽然看起来各自目标明确，其实都是思想失焦的表现。生命维系所依赖的价值，首先不是自由意志，而是他人尤其是双亲的仁爱之情或道德责任。努斯鲍姆说：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中，应该按照所有理性公民都能认同的材料来建立政治原则，因此政治原则就应该避免任何类型的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根据，因为这种根据往往使得政治原则倒向某个宗教的或世俗的综合性学说。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这个过程总是不断扩展且得以落实的。
强弱系比较而言，由与责任对象的关系程度，以及需要帮助的程度，或者说没得到帮助的后果差别两方面来衡量。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这才是立命之全，得生命之正，使前者有一真确的基础，使后者有一真实的内容，于是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
上述两种观点与伯林(IsaiahBerlin)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很类似。必须重视弱责任现象，因为它只能是有爱者(或同情心更敏感者)的自我要求，而非社会规则规定的行为。
因此，所谓强弱责任的区别，通常得在类似的事项上比较。7、参拙作《遭遇自由——从徐复观看儒学对当代政治观念的反应》，载《公共论丛》第5辑《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26—344页。
因此，每个有限的人，只有依亲疏不同而区分责任的主次，才能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秩序。前者是观念的层次，后者是经验的层次。特别是在社会政治权利不健全的背景下，这种诉求有它的必要性且容易激发公众的共鸣。陈独秀也说：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1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14、徐复观：《为生民立命》，载萧欣义编：《儒家政治思想与自由民主人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190页。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的性字，就是由生而来。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
人类价值不是可以以少数信念为前提的演绎系统，而是多种不同价值互相平衡的过程。生命安全之所以成为首选，理由首先是因为它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其他权利的机会。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讲自由，而是通过具体权利观察哪些方面是自由的。既然爱是行动，而行动便有能力的要求。不过，伯林认为，即使持有积极自由观点的人不反对消极自由，前者也不必然导向后者，原因在于它在政治的运用上容易变形。孔孟儒学中关于为仁由己、万物皆备于我或者宋儒自作主宰、知行合一、心外无物之类人生态度或思想命题，很容易被当作这种先验自由观点的证言。
两者的区别在于，亲人之爱如亲慈子孝，结构上是相呼应的，但实践中这种亲情的投射则是无条件的。反观儒家传统，虽然没有个人主义思想倾向，也没有形成抽象的权利概念，但是，从孔子适卫，期待民众能富之、教之，到孟子要求君王与民共乐的思想，可以推知儒家的爱民得以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条件。
反之，情形也不是某些反传统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在儒家文化笼罩下的社会生活，人民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权利。10一般而论，说一个人具有某种责任，是指他或者某一主体应该承担某种义务，其中包括一些非做不可的行为。
人格与人权，真正是相依为‘命而不可分离。在这张丰富复杂的权利清单中，并非所有的条款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